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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探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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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管理智慧(转)  

2013-01-25 17:00:45|  分类: 传统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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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管理智慧  

                                     儒家的管理智慧 - 葛先生 - 观心知止斋

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其中记录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圣王到夏、商、周三朝代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管理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家管理智慧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突出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引导作用,兼顾宽严并济的控制手段。

第二,“修已安人”的领导方式。从“修己”——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到“安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再到“安百姓”——满足民众的需求,循序渐进,融为一体。

第三,“义利合一”的经营方式。主张“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力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矛盾,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起来,统一起来。

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

“德治”,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各个学派管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标志。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家,领导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并拱卫着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依靠领导者的以身作则,进而对下属和民众实行道德教化,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为政以德”的管理手段。

以德治国的价值导向

儒家所理解的“德治”,是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从而吸引被领导者上行下效、同心同德去实现管理的目标。因此,这是一种强调道德价值导向的管理方式。

儒家认为,领导者是被领导者的表率,其言行具有示范的意义。领导者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组织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儒家看来,作为最高领导者,他所要抓的只是道德规范这条大纲,所要做的只是合理使用人才,所要行的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身正令行的引导作用

为什么领导者只要“崇德”就能够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呢?这其实就是儒家所反复论证的“身正而令行”的关系。孔子说:“领导者自身行为正当,就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行得通;领导者自身行为不正当,虽然三令五申,下面的人也不会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形象地比喻道:君主就像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的影子;标杆正直,那么影子也就会正直。君主就像盛水的盘子,民众就像盘子里的水;盘子是圆形的,那么盘子里的水也成圆形。

儒家认为只有贤人以上的人才能充当国家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在这些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德”,其次是“才”。真正的管理者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一个领导者的真正权威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儒家十分强调领导者的人格影响力,要求领导者经过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运用影响力来实现管理的任务。

汉代名将李广,就是一个“身正令行”的典范。他历任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每次一得到朝廷的赏赐,立即分赏给其部下,同士卒一起吃喝。他带兵打仗,每次长途跋涉、口干舌燥之时,遇到水源,总是先让士卒喝。如果全部士卒没有饮够,他就决不进水;如果士卒不全部吃饱,他决不进食。再加上他平时对下属和蔼、宽厚、不苛求,所以士卒们都爱戴他,很乐意为他效劳。

现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德鲁克的论述,与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早了两千多年。

                                                            

宽猛相济的控制手段

在儒家的语境中,“礼”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色彩。至于“刑”,虽然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手段,但儒家从来就没有反对,更不会将其轻易抛弃。孔子主张统治者要关心刑罚,还指出,如果刑罚不恰当,民众就会手脚无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宽猛相济”的原则,在现代管理中,表现为“价值导向”与“规章制度”的关系,即“软管理”与“硬管理”的关系问题。一个组织,光靠价值说教不能解决问题,光靠规章制度也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的管理方法是:一手橄榄枝,一手尚方剑。陈峰认为,企业管理分三个层次:第一是管人,管人就是管心、管思想,把员工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第二是管理中需要企业文化;第三是奖励和激励制度。

海航的管理,一方面强调“德”,另一方面又以“严”著称。创建之初,两名到美国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回国时已是大年二十九,他们就直接回家过年而没按规定先回公司报到。陈峰知道后,立即将他们开除。当时送他们培训耗资10万美元,这次开除,代价不小。他说:“我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教育,教育本人、教育大家。海航‘以德治企’,是把做人的规则作为第一条防线。我们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以制度为最后一道防线。”

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

据儒家经典《尚书·皋陶谟》记载,有一次,皋陶和大禹在帝舜面前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为政”的三项原则:一是“修身”,就是君主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品德修养;二是“官人”,就是要善于发现和使用好各级官吏;三是“安民”,就是要给人民恩惠,使老百姓享受安定的生活。孔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领导者的三项任务:“修养自己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修养自己以安定下属管理者,修养自己以安定所有的民众。”(“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敬的自我管理

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儒家把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看作是一切管理活动的起点。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一个融修身与治国于一体的简明公式,即“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这“八目”中,修身是核心,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因为后四者只是修身的方法,应该从属于修身的目的。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尽管三者是修身的理想,但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则又必须从修身做起。

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己”,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大。管理者应该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进一步扩展到处理好管理阶层内部的关系,再进一步扩展到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自我管理”中包含着现代商人成功的要诀。李嘉诚给自己规划的日常管理有八个要点:一是勤,这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二是对自己节俭,对他人慷慨;三是始终保持创新意识,用自己的眼光注视世界,而不随波逐流;四是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五是决策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开阔胸襟,统筹全局,一旦决策之后,就要义无反顾,始终贯彻一个决定;六是给下属树立高效率的榜样;七是政策的实施要沉稳持重;八是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从而使员工对企业有归属感,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这八个要点,堪称李嘉诚的成功要诀。

修已安人的人事管理

孔子所说的“安人”,当时指的是对于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其目的就是让各级管理人员各得其所,各负其责,这就涉及到“官人”。按照儒家经典《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论述,“官人”分为“知人”和“用人”两个方面。

关于“知人”,孔子说:“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他所走过的道路,观察他的兴趣爱好。这样,那个人的善恶怎么能隐藏得了呢?”(“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按照这种知人善任的思想,《文王官人》篇提出“六征”鉴别法:

一是“观诚”,就是考察官员的道德、品质和情操。

二是“考志”,就是通过官员的言论谈吐来辨别他的志向。

三是“视中”,就是通过官员说话的声调来观察他的内在气质。

四是“观色”,就是根据官员的表情来察看他的内在气质。

五是“观隐”,就是通过一定的外露信息来明察官员有意掩盖的本质。

六是“揆德”,就是在前五种表现的基础上,对于官员的品德作出总的评价。

关于“用人”,《文王官人》篇提出“九用”的观点,就是对九种不同气质和特长的管理人才,分别任用他们担任九个方面的工作:公正、仁义而有智谋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国家各级官员;仁慈、厚道而懂得事理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基层领导人;正直、忠诚而有信用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纪律监察官员;谨慎、公正而且明察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官员;善于谋利和经营事务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人;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并果断决策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军事领导人。总之,根据对象的不同能力而分别任用,使之各负其责,各得其所。

                                  

修己安民的组织管理

“安百姓”也就是“安民”,这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体现。儒家所提出的“安人”、“安民”、“安百姓”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集中归结表达为“安人”的管理智慧。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所谓“安人”就是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纳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何满足这些需要,对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是重要的考验。

娃哈哈集团自创办以来,一直崇尚“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把管理的重心放在员工身上,做到“员工第一”。总裁宗庆后认为,在如今的管理环境下,员工是企业主人的真正内涵应该是:首先,要充分尊重员工,充分认识到把人性需求五层次中的中高层次的满足作为开发激励员工潜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重要性;其次,员工与企业双方都要谋求发展,没有付出,何来收获,光靠主动奉献只能维持一时,不能保证长远。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娃哈哈集团千方百计去激发员工的进取心和爱厂爱岗的热情,给大家营造出非常快乐而舒心的工作环境,进而产生最佳的工作成果。

义利合一的经营方式

儒家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义利合一”。这里的“义”,相当于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利”则相当于物质价值,义与利的关系即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儒家企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矛盾,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统一起来。

义以生利的价值理念

孔子说:“仁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民众。”(“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里的“义”,主要是对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利”主要指被管理者的物质需要。所谓“义以生利”,就是把管理活动看作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而又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

格兰仕高层管理人员就降价问题曾产生过分歧。当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梁庆德说:“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使人们富裕起来,但可以做到让消费者辛勤所得更富有价值。”

格兰仕后来被媒体称为“价格屠夫”,可价格战分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另一种是理性的。理性的价格战就像格兰仕这种:在降价的同时保证合理利润。它将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于建立良性经济环境,当然也就确保了本企业的持续发展。

孔子曾经反复申说,统治者关心的是道德教化,老百姓关心的是土地收益。既然老百姓要专门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不能不关心首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以求其利。老百姓的求利,一方面固然是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为社会创造着财富,这是整个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明智的统治者(社会管理者)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鼓励、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

当然,在主张利民的同时,儒家也十分强调对人民的道德教育。孔子提出的“庶矣——富之——教之”的治民三部曲,其中最后一部就是“教之”。在孔子看来,人们过分追求利益,就会产生怨恨、争斗,社会就会动乱。因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在对老百姓予之以利的同时,也应该晓之以义,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用精神价值来引导和制约物质价值的追求。

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

儒家主张,利益的获取应该符合道义的要求。孔子认为,如果国家强盛、政治清明,而个人却固守贫贱,那是可耻的;如果国家贫弱、政治昏暗,而个人却大富大贵,那也是可耻的。

在儒家看来,“取之有道”也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历代正直之士的行为准则,对于官员们的道德操守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东汉名士杨震,在出任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经昌邑,县令王密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黄金10斤相赠,遭到杨震毅然拒绝。王密说:“深更半夜没有人知道,不碍事的。”杨震还是推却不受,并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够说没有人知道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重点在于是否“有道”,而不在于是否“爱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人所欲求的,但如果获得富贵的方式不正当,就不应该去获取它。”这句话反过来说,其意思应该是:如果获得富贵的方式正当,就应该大胆地去追求,理直气壮地接受。

先义后利的行为追求

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儒家强调国家的统治者不应该把“利”,即个人的物质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呢?孟子认为,这里面有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带头讲利,就会刺激整个统治阶层相互争夺,天下大乱。这里面还有一个实际效果的问题:如果先讲利,人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因为从来没有讲仁义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会怠慢他的君主。由此可见,孟子并不是真的要统治者不讲利,而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

荀子则把义利先后的问题提到统治者个人荣辱与国家强弱的高度。他说:“首先讲义而后得到利者光荣,首先讲利而轻视义者耻辱。前者无往而不通,后者却处处受困;前者常常折服他人,后者却常受制于他人——这就是荣辱之间的重大区别。”(“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

齐国执政大夫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道:“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

冯谖驱车到了薛邑,派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都来验对债券,然后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百姓们,接着烧了那些债券,百姓们高呼万岁。冯谖驱车回到齐国都城向孟尝君复命。冯谖说:“我私下考虑,您家里堆满了珠宝,厩棚挤满了狗马,阶下站满了美女;您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于是,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当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过了一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前往封地薛邑。距离薛邑还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携幼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当时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案例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却得到了“义”(民心),这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利。

                                  

作者:黎红雷。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代表作有:《儒家管理哲学》、《人类管理之道》、《中国管理智慧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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